Cindy的書庫

〈一九八0年版序〉唯一的權威就是自己--蘇‧華京斯

我在一九七八年十月開始寫這本書，以為這會是相當安全的一個案子；我可以做記者的工作－收集和記錄珍．羅伯茲以前班級成員的回憶－而自己置身事外，就像任何真正的記者應有的態度。珍和羅在他們涉及賽斯、心靈啟示，以及追尋本體更大架構的著作中，採取非常親密的立場，我以為自己能夠迴避掉。我讀了珍所有的書，深深佩服她的勇氣，尤其是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一個美國哲學家的死後日誌》（The Afterdeath Journal of an American Philosopher）。不過，私底下，我開始自己進入這些界域的遠足，感覺相當沾沾自喜：我什麼風險都不用冒。

嗯，結果事情並不是那個樣子，當然。其實，我是珍．羅伯茲ESP班的一個成員，上了將近十年的課，根本不可能假裝是個不為所動的旁觀者－而如果再重新經歷一次那段時間，我現在也不會選擇旁觀。我是一個熱情的參與者，隨著我的反應如此不客觀地被決定，而跳入班上事件之中或是敬而遠之，用我自己特有的方式參與獨特的施與受，就像每個人一樣。所以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瞭解到我太可笑了，居然想像，沒有把我的主觀看法全部放進去，它也可以有一絲一毫任何類型的完整性。

因為回顧珍週二晚上的那個班，我看到它對我自己的信念、意圖和目的造成的影響，幾乎就像為了問以下問題的觀點而產生的一個典型的學習經驗：人們如何創造－我們聽賽斯說了一千遍－他們自己的實相，以及任何團體，或團體中的團體，或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如何創造我們知道的世界？外在事件的內在方程式是什麼？是什麼欲望的遷徙導致我們做出後來通常既震驚又痛苦地反思的行為？身為個人也身為一個族類，我們是不是其實知道一個仁慈的內在邏輯，而且如果瞭解的話，它會讓我們看到貌似混亂和人類瘋狂現象的意義？

我相信珍的班用它自己的方式，是自己（self）的一個經驗，具有深遠的革命性，不同於文明迄今容許其成員的一切。也就是說，班上的基本前提－即使我們必須「學習」相信它－是這個：人性是無罪的；而且從那無罪之人性的信念和欲望，你創造你經驗的世界。

從那個多重次元活動的前提，班上成員開始瞭解並運用主觀感知的效力，或許以前沒有其他團體－宗教、治療、學院或科學－這樣做過。我更進一步相信，珍的班與其事件，對「學生們」和其他來到那裡的人造成的影響，代表了可能開始依據人類基本的合作意圖，重建個人和社會實相的那種內在革命。這個賽斯喜歡稱為「非組織」的團體，不強加任何規則、不發布任何命令，只努力認清自己的技能；但它卻觸及也重組了那些曾是它一份子的所有人擁有的假設和方向。

多年間，賽斯在班上發表的意見由錄音、抄寫和複製這些課的兩、三位「固定成員」保存起來，幫忙了珍和羅以及我們其他人。雖然很多成員都為上課過程錄了音，但是抄寫賽斯評論的責任通常由一個人承擔，這個人總是有辦法在下週二給我們複本。班上早期，芙蘿倫斯．麥克殷泰和布瑞德．藍頓負責這個工作；然後娜塔莉．史溫接手做了幾年，偶爾在我同意代理時歇手（抄寫和打字花的時間比一開始錄音的時間至少多了一倍）。最後，哈洛德．懷勒斯，當地一家購物商場的經理，負責錄音和手寫了至少四、五年，辛苦地在蠟紙上打字，然後用滾筒油印機複印，好讓我們全都拿到複本。

「沒有那些可以仰賴的人複製課的內容，」珍說，「我是絕對不會讓賽斯過來班上。」

成員們常常寫筆記，而且幾乎每一個人都用某種形式記夢。

那麼，課的要點，已經一絲不苟地保存下來了。但是，即使珍在她的書上描述班上的情景，一份完整的歷史記錄卻是她或羅都不想碰的一個計畫。

因為我曾做過大約五年的報社編輯和記者，身為珍和羅好友更久，所以我反反覆覆想了一段時間，想要照著史塔茲．特克爾（Studs Terkel）的《工作》（Working）走的路線，用個人的聲音講故事，來寫一本班上的書。從我的觀點也從班上本身活生生的馬賽克看來，訪問似乎是一個合乎常情的工具。有些我記得的事情，我想要大家從他們自己的角度來描述：兩個完全陌生的人突然為了一件同時感知的事件互相大吼大叫，但那個事件顯然發生在好幾世紀之前.........班上有一半的人什麼事不幹，偏偏脫光光露屁股，來回應一堂談責任的信念課（「你對待身體的態度和你對待責任的態度一樣，」賽斯那天晚上這麼說）......一個罹患霍金森氏症的女孩首次看到她多依賴症狀來肯定她自己的身分......賽斯和一個多疑的年輕人進行了一番冗長的對話，談善與惡，那個年輕人相信希特勒大可以用賽斯的觀念來為他的行為自圓其說......班上的夢，成員們在他們的夢記錄中發現奇妙的相互關聯，有時候甚至連夢中對話也是，而且常常涉及整個團體，包括賽斯在內.........萬聖節的課上，我們「被規定」要裝扮成異性......來上課而且似乎為我們闡明信念系統縮影的人......蘇馬利的突然出現以及蘇馬利的迷你劇和歌曲......這些回憶以及其他無數的回憶全部都太好了，不寫下來太可惜。然後，在珍和羅的一次週五聚會上，羅問我寫書的想法怎麼樣了。「你想用的訪問格式，」他探問。「你什麼時候要開始做？」隔天，我碰巧在本地一家餐廳遇到以前班上的一位成員。我們有好幾個月沒見面了，但從他嘴裡最先冒出的話卻是，「嗨，蘇－妳什麼時候要做那本班上的書？」

我騎虎難下了。

隨後，我編了一份問卷，寄給以前班上的成員，盡可能追蹤多少人就寄多少。後來，我訪問這些人的其中一些，有的打電話，有的面對面。結果，成員在這本書裡的意見有書面也有口述；但為了簡化事情，我用「說」而不是「寫」來描述他們的回憶，除了我使用從班上本身當時的筆記摘錄的段落以外。

因此，在以前成員的通力合作之下，我從那些人身上，收集到珍班上的故事。這麼做，我絕對不是在暗示，班上解決了所有的問題、提出了完美的答案（或完美的問題），也不是想要變成某種新宗教的道路，還讓這個新宗教有個自己的神秘女祭司首領。相反的，它是一個有彈性的架構－或說試驗場－賽斯資料和珍自己的著作中具體表達的觀念，可以用很多日常實相來過濾。我們接受賽斯觀念的背景，並從那個層面與日常生活中的快樂悲傷打交道。出於相信「你創造你自己的實相」，我們學到唯一真正的權威－自己的權威－擁有的個人力量。

我應該補充說，書上用的班上成員姓名都是假名，除了丹．史汀默曼、瑞奇．肯德爾和畫家喬治．羅德斯之外，後者討人喜歡的插圖讓這本書生色不少。每個週二，喬治都會畫滿幾十頁的筆記，從抽象素描到他身邊人物的線條肖像什麼都畫。本書的插圖就是從那些筆記的頁面拾穗而來的。（在《未知的實相》兩卷中，喬治以彼得．史密斯之名現身。）

本書出現的原創詩作是由班上成員所寫，並在他們的准許之下使用，作者姓名不用別名。

一九八0年一月